文圖/ 黃聖鈞，戴敦寜 | 翻譯/ 羅素敏
自從疫情擴散後，建築教育正在不確定的水域中尋找方向。在新科技浪潮下，加快了傳統教學模式從實體設計工作室，遷移到數位虛擬平台。
廣義地說，位於香港的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因著香港城的獨特歷史、地理和政治背景，使我們身處在不斷變化的狀態中。 我們認知到各種不斷變化、不確定的狀態，無處不在。 這就是所謂超現代及新「灰色地帶」 — 長期處於轉變模式中，在虛擬與真實體驗之間徘徊，也轉換在封鎖與開放、城市與郊野、傳統與前衛、本土與全球化、填海造地與天然地域、中文與英文、城市與城邦(City-state)，絕對民主與專制。
香港從不曾停止演化，而COVID-19催化了兩極的擺盪。建築作為專業學科的傳統要素仍然存在，動盪的外在環境成了影響我們教學和研究的重要因子，及呈現方式。 透過一組組關鍵字，本文旨在詮譯這種徘徊和不確定性。
未來現在 Present Future
2021年讓教育工作者窺見了未來教育的各種可能性。 感覺像已過了很長時間，然而我們才剛剛來到轉型的十字路口。 我們當初認為會發生的，樂觀的、權宜的、穩定的，與悲觀的、反差的、被控邊緣化的，都正加速進行中。 教材如何準備、表達和審視，以至教者與學者之間如何交流，這些體驗都被重新定義。 疫情大流行把原本在後台醞釀中的問題和實驗帶到了前台讓大眾注視。 關於如何教學、在哪教學以及向誰授教這些疑問，正在舞台燈下表露無遺。
90年代，伯納德·楚米（Bernard Tschumi）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建築研究院嘗試了所謂「無紙化工作室」的新構想。這個早期的敎育實驗，將設計過程帶入數位平台上醖釀，並通過屏幕與眾分享。當年激進的倡議，似乎預告了當下，正在全世界實踐的「無工作室化」學習模式。
把教育方法推演至數位領域，引申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果沒有了實體工作室，建築教育還是否跟我們所認知的一樣？在如今數位化年代，模擬空間「Virtual Reality」和虛擬現實「Augmented Reality」漸成主流，這問題為我們如何把建築學科定位提供了線索。 我們要對學科重新想像，到底什麼才是最適合，而將來的建築專業又會怎樣？
且不説別的，過去一年證明了虛擬平台對教學及其相關活動的好處，比如準備工作變得更便利、協調分工更簡化、同學簡報變得更聚焦和平穏有序、也不必花上來回交通和打印簡報的時間。如果不算軟硬體所消耗的能源，也許數位化教育更適合氣候變遷的今天？
然而，數位化也有其不足之處：透過虛擬平台傳授知識，讓傳統上使用工作室而獲得的體驗學習（embodied learning）變得有所缺失。建築設計中透過觸感而啟發的想像力無法在虛擬平台中複製。面對面的學習簡化成網上對談；原本在工作室環境中，可以即興創作和隨意互動常景，消失得無影無蹤。
「讓我看看你作了什麼？」這句話的含意也跟從前不再一樣。今天「看」意即單向的Powerpoint 簡報。也會因為網絡不佳而忽然中斷、超現實的虛擬背景、偶爾有好奇的人窺探、常糾纏於「你看到我嗎？」或「你聽的到我嗎？」等問題、最令人不安的是，面對屏幕上一格格只有黑色的頭像而無法看見各學生的神態面貌，就好像在懺悔室裏一樣。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信仰的宗教大概就是建築吧。
規範創作 Invention Convention
亨利·科布 (Henry Cobb) 曾經說建築好比一個規範 (convention) 的創作 (invention)。創作如同設計，而規範則是處理系統或合理性的邏輯。如果我們把這兩方面作為建築培訓的始初，它們能否成為建築教育的核心價值？ 如果以這為方針，首先，我們必須定義規範和創作； 第二，我們必須定義規範和創作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與建築實踐的相連； 因此，創作不應受限於規範或規範不應壟㫁創作，而設計應該是突破建築規範的工具。
領域合作 Discipline Collaboration
數位化的力量和領域無遠弗屆，進一步擴闊了建築行業和學術界的不確定性。建築本來就是一門從未就其定義達成共識的學科 — 幾個世紀以來，對羅馬建築家 Vituruvius 的説法一再演釋、誤解、再演釋，認為建築就是建造。在不確定的時代，建築理論比比皆是。可惜自相矛盾的是，這些理論對幫助我們理解建築、建立信心、及確定其在未來社會中的意義有真的貢獻嗎？
現代社會講求跨領域學習和工作，讓建築這門原來就不太明確的學科變得更模糊。畢竟有什麼是建築師可以貢獻，而藝術家、工程師、環保主義者或其他專家不能做到的？建築的跨領域究竟是什麼？建築教育及實踐曾幾何時不是跨領域的嗎？
由努諾·格蘭德（Nuno Grande）和卡爾·穆羅（Carles Muro）編寫的 “inDiscipline”（領域中）一書（2020），描述有關阿爾瓦羅·西扎（Alvaro Siza）的生活和作品，配以珍貴照片和草圖，為這個觀點提供了一個對立點。根據書中闡述，當要進行跨領域合作時，各自學科必須都對該項合作有所貢獻。如缺乏這種專業認知的話，建築便有被概念和視覺築構邊緣化和吞噬的危機，而非創造具體的感官體驗。對我們來說，建築不僅是一種專業，更是一門有紀律的領域，建築學系不僅是把學生準備好為事務所服務，而是激發思想交流和創造新知識的所在地。這種創造，在 “inDiscipline”一書認為，就是從專業領域開始的。
抗辨參與 Resistance Engagement
60年代的建築教育以「抗辨」作為建築學的一種意識形態，得到曼弗雷多·陶弗里（Manfredo Taufuri）和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等許多建築理論家的支持。當年甚具代表性的意識形態，在今天的教育中扮演什麼角色？在這個數位化的虛擬現實時代，它還有存在價值嗎？
這種 「批判理論」於上個世紀主導了建築辯論，同時也持著悲觀態度面對世界。似乎「抗辨」成為學術界固有模式，而非「參與」。這種理論的反抗性本質造成了學術界和業界之間的鴻溝，使這兩個版塊相互排斥，甚至對立的局面。 如果要營造一個能夠對建築實踐具有真正改革潛力的學術環境，學院必須要有「參與」的決心。如果學校的創作和研究對現時環境沒有實質影響力，它將繼續作為一所象牙塔，而沒有能力改變現今環境和空間的各種挑戰。
與其將建築教育本應探究建築設計、思維等理論化（所謂理論不如說是從其他學科中借來的概念）。還不如探究設計過程中提出的技術問題，反而有助建築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所能貢獻的另一種。建築學與人文學科固然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但建築學也不能缺乏對「建」與「築」的基礎掌握。
窗戶面鏡 Window Mirror
華裔童書作家與插畫家林佩思在她的TED講座中說道，兒童的書架上需要兩種書，一類能提供一扇「窗」以窺探外在的大千世界；另一層次的書則能當作一面「鏡」以反思內在的真實自我。林提醒我們只讀其中一種書都有缺陷：要麼會過度強調孩子對世界單一、狹隘的解讀視角，要麼無法令孩子透過個人經驗把他們汲取的大量知識內化。
我相信這樣的說法亦適用於建築教學，尤其在建築專業持續國際化的當下。當代建築由世界各地建築師設計，其部分建材也由全球不同來源地所生產與採購。跨越邊界如此容易，導致城市缺乏區別、變得單調乏味，恐怕每座城就要變成另一座城的複製品，不再承載獨特的身分與親緣。
從兒童研究的領域來看，根據心理治療師 唐諾・溫尼考特 DW Winnicott在《 遊戲與現實》（Playing and Reality）（1971年）的描述，玩具的角色在孩子想像與現實之間的銜接，和他們想像力的啓蒙，至關重要。學生的作品，就跟這些童年玩物一樣，成為一座連接想像力和建築實踐的橋樑。如此反映了學生的內在性，也同時作為導向將來作業的窗口。傳統教育裏的圖紙、模型、工作室的對話，既是面鏡和窗戶，自我反照和投射，也是開啟和發現。建築學進入數位化的灰色地帶以後，是否會讓這些面鏡和窗戶從此關上？
以宏觀角度看，一個城市可以同時充當窗戶和面鏡的角色，作為實驗和創作的媒介，研究人們日常生活和習俗的平台。作為前英國殖民地，香港是匯聚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理想實驗場所。西方的影響比比皆是，例如來自十九世紀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城市」概念，間接地重塑了這座城市，尤其新市鎮的發展。與此同時，有心人正努力地複興各傳統村落，例如大澳漁村。香港正因為這些交錯的影響變得有趣，也因此成為一個獨特的學習主題。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必須藉著其獨特歷史與身份，來制衡這種力量。在建立「面鏡」的同時，還須要打開「窗戶」比較。打開「窗戶」，我們可以學習不同文化的不同觀點，以便確認，質疑或只是開放討論的空間。通過協作交流，學生也可以學習從不同的視角去重新解讀本以為熟悉的事物。
大師學徙 Learner Teacher
學與教也是其中一面鏡：學習和教學是相對的，我們從教學中學習，教學的目的也是學習。從學生的角度我們可以理解到學習的挑戰：學習是一種體驗，而設計習作就是設計體驗。也可以說，學習實際上是在製造一種記憶，畢竟，遇到一位出色的老師的感受是畢生難忘的。 在栽培一位建築師的過程中，我們無法教授學生對建築的天賦。但我們可以培育他們對了解這個學科的熱情和向心力。在數位化時代，我們要怎樣培養出最優秀的建築設計人才？
無論教學方式如何在數位時代因應不同的挑戰和機遇而轉化，大學都將會是學者和學生的共同社區。不管是實體還是虛擬的工作室有如像實驗室一般，是設計創新的實驗場所。但是如何引導學生的設計進程？新世代學科專門化的定義是什麼？學科的動力在哪兒？怎樣的教學模式才能把工作室成為最佳的實驗場景？
有些老師會選擇提出問題並與學生一起發掘答案，並期望些答案會給與眾驚喜；而有些老師則是心裏已有答案，並選擇帶領學生到達目的地；還有一些大師級的老師則選將自己的信念權威地授予門生。哪種教學模式將會在數位化的教育航道上馳騁？
懷疑肯定 Certainty Doubt
建築和視覺藝術界對美感和風格的肯定性，很多時候是來自對於個別創作者權威性的認可。這種作者身份的自信體現在建築物，手工藝品或繪畫中，這是作者對美學的一種個人表達。第二種創作，作者本身的個人風格中卻是隱而不見的，也許這種作者的創作能量還要超越前者。 在 《創意風暴》（2015）中，羅德島設計學院教授 凱娜·萊斯基 (Kyna Leski) 探討了在設計過程中「不確定」的重要性。她認為，當一般人對設計題目有預設立場時，我們更要對它提出、批判、不確定和懷疑，這是創造力必不可少的素質。在每個項目開始之前，我們須要持開放態度去提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什麼是「X」？
現實假説 Hypothesis Reality
學術界通常被描述為與“現實世界”不同 — 彷彿在建築學院內的一切工作室生活、設計圖紙、做模型等，都不同於現實世界。儘管我們了解這個看來帶點眨意的描述的本質，但還是必須強調校內工作室的創作與業界的建築實踐，都是反映現實世界的創作。比較適當的説法應該是，建築專業始於大學本科生的工作室，學習也不止於學校，而是涵括建築師職業生涯的全部。
把學校裏的創作視為「施工作進行中」似乎更為準確。它的構思，策略和建議可以和事務所裏的工作一樣真實。雖然這些大部分作品將不會建成，但是它們正在醞釀中。同時，學校的工作室充滿了對世界的想像，在紙上的發明，在手中的創作和對未來的鴻圖偉略。我們該如何區分它們的虛構性和現實性？那是一條清晰的界線還是一個模糊的狀態？
當我們思考如何命題建築設計時，是否只能接受它是一種空間的假設？或者我們可以體驗它的本質，無論是在圖紙中、模型中、還是其他表達方式？又或可以視之為將會實現的空間構想？建築項目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或是兩者之中的一瞬間？
在數位時代的灰色地帶，建築學的確定性和悖論到底是什麼？